构建优质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四条路径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存量改革开始取代过去的增量改革，并从以规模扩张和空间拓展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结构的内涵式发展。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构建优质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作为集“刚性”制度保障和“柔性”价值约束于一体的质量保障手段，是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改进和提升的生命土壤，更是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2021年1月，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首次将“质量文化”列为审核指标，高等教育质量文化逐步成为指导高校进行质量建设的重要依据。当前，进一步推动优质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形成，可以从以下四条路径着手。
　　
　　由“管理过度”回归“育人本位”
　　
　　当前，一些高校为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并激励师生员工，引入了基于结果导向的评价制度。该制度在以效率、竞争、绩效为核心的价值导向指引下，通过刚性的制度手段对师生的行为施加约束。尽管这种基于结果的评价制度有利于提高学校的管理效率，但实践领域用升学、论文、“帽子”、分数等客观数据来衡量教育价值的方式使得教育教学实践过于偏重指标本身，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以及这些指标实现过程中的一些有教育意义的结果，阻碍了育人功能的有效发挥。
　　
　　高校办学要树立“育人至上”的教育观，坚持把立德树人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积极摆脱“短视化”思维，关注人的个性、创造性、积极正确的价值观和综合素质，为人的长远发展和持续性发展做好准备。还要树立“以爱育人”的人才培养观和教育教学管理观，在刚性制度保障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柔性化的人文关怀，关注师生的生活需要、个性需求和心理健康，带着感情、温度和诚意耐心回应师生的急难愁盼，为师生发展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积极的文化氛围。
　　
　　从“外源后发”转向“内生主动”
　　
　　当前，部分高校推动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通常是由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带动和催生的。这种“外源”驱动下的“被动发展”所产生的后果是，少数高校缺乏质量发展的主体意识，而主动发展的内生动力才是高等教育质量长远进步最基础、深沉和持久的动力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聚焦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阶段。全面激发和释放高校办学活力与内生动力，是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高校要进一步明确自身在质量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树立“我要发展”的质量自觉意识，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质量动机需求从“外源后发”向“内生主动”转变。高校内部也要以信任为基础开展质量合作，通过平等的沟通对话不断强化师生员工的质量共同体意识，让他们真正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质量责任，最大限度地提升质量自觉和参与质量文化建设。
　　
　　用“中国特色”超越“西方至上”
　　
　　高等教育发展的初期阶段，模仿、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做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就如同在质量保障初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概念、理论、模式、方法和技术与国际潮流接轨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西方的质量标准和要求奉为圭臬。一方面，西方的质量评价标准与我国的国情并非完全适配，无法体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发展水平和特色。另一方面，西方的质量标准和要求隐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诉求。因此，不能为了“与国际接轨”而刻意用“西方眼光”来考量我们自身的发展道路和体制机制。
　　
　　当前，我国正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体系是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保障。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我国高等教育的任务使命，紧密对接社会需求、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探索构建富有时代特征、体现世界水平、彰显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体系。同时，还要培养各教育主体对我国高等教育百年本土实践的文化自觉、自信和认同，深入挖掘其中的积极内涵和价值，加快构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传播的话语和叙事体系，向世界展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发展的良好风貌，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提供中国经验，进一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由“高度同质”走向“个性多样”
　　
　　个性化、多样化是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然而当前，因办学定位不清晰，加之受到单一教育评价导向和“层级观念”的影响，少数不同层次、科类性质、人才培养模式的高校，在办学目标、办学理念、组织结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文化建设等方面出现了趋同的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特色质量文化建设。
　　
　　高校要把准自身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紧密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学校发展历史和实际，通过差异化发展，确立自己的特色和比较优势。有关部门则要不断推进高校分类评价改革，进一步明确和细化高校分类标准，构建多样化的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引导高校科学定位、错位竞争、特色办学和多样化发展。
　　
　　（作者任胜洪系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贵州省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贵州省特色教育强省战略研究团队负责人，张兆惠系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